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公司法制不健全，中国公司股东的“维权”诉求多借助媒体表达，难以完全实现。从1904年开始，中国公司进入有法可依的时期，相关律例为公司股东会运行设定了较为完备的条款，促进了公司股权行使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同时，借助于股东会，公司的管理过程与经营业绩得以周知，重大决策付诸公论、取诸公意，从而使公司的“公众性”、“民主性”大为提升。随着股东会规制日渐形成，股东“用权”成为常态，但因于派系及利害冲突，又会出现新的“维权”之举，两者相互缠绕，增加了公司股权运行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