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意味着身体的“非常态”，同时也映射出个体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间的双向互动。唐诗中的疾病书写奠基于“国身通一”的身体观与“非我族类”的文化地域论，主要包括日常疾病与“异域”疾病的书写。前者重在对“人生失意”“困境开解”与“家国隐喻”的言说；后者则借助对亲历或是想像中“异域”疾病的书写，来实现对自我华夏身份的重新确认。疾病书写中“茶”与“药”意象的大量出现，展现出中唐士大夫试图平衡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初步努力。由是，唐诗中的疾病书写在诠释唐人对身体“非常态”之理解与重建华夏文化之本位的同时，亦可为中古思想世界由二元向一元回归作一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