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对中国法的看法和定位存在“赞华派”和“贬华派”两种声音。1810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对于《大清律例》的翻译使西方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从实证法的角度认识到中华帝国的法律。西方通过对于《大清律例》英译本的述评，不仅逐渐消弭了西方自马可·波罗以降，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中国法形象的争议，而且通过对于中国法形象专制性、落后性、封闭性的描述，确认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性法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西方法学中心主义”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