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先后受成吉思汗之邀跨越万里西行至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他们的西行创作联结着燕京与西域两大文人群体，为西域诗增添了新的地域、民族、文化色彩，但由于身份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二人的诗作均赋予了西域之地新奇、雄伟、蓬勃的色彩，但丘处机将西域之行视为道家的修行之旅，而耶律楚材则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于这片新天地；二人怀抱着相同的理想，一为“以儒治民”，一为“以教救世”，但由于信仰的差异与冲突，由协同合作走向决裂。二人在河中府的文学交游，以及与燕京文人群体的遥相唱和，拓宽了传统西域诗的意蕴，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揭示了儒士与道士在具体历史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历史命运，也掀开了元代文学史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