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礼乐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不仅形塑了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亦对文艺走向产生复杂影响。以明太祖、成祖为主构建的明前期礼乐带有明显策略性，其职责在于彰显文化合法性，且其中已经蕴含世俗性成分，斟酌古今、雅俗的理念为其后的礼乐建设、文艺走向定下基调。明世宗“大礼议”的过程，使“礼乐自天子出”观念得以确立。在借助礼乐想象进行身份建构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过程中，一方面礼乐集权在民间社会形成反向效果，助力了民间文艺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也巩固了阳明心学的地位，使具有礼乐基因的阳明心学凭借“否定”的力量，夯实了民间基础。明初礼乐建设的世俗基调，明中叶以后的礼乐崩坏以及由之乘势而起的阳明心学，构成了世俗文艺蓬勃发展的合力，从而形成了“礼乐—通俗文艺”“礼乐—心学—通俗文艺”的双线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