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一般被等同于胡适在“五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而实际上它前有晚清白话文运动，后有白话文欧化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这些“运动”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建构。而这些语言运动表面看是独立的，其实有着内在联系，背后的驱动力是语言中的雅俗之争。因为社会现代性转型首先就要求语言的通俗化，在晚清和“五四”出现的两个白话文运动本质上都是俗语运动；但任何社会都有精英与大众之别，不可能只用俗语，因此“五四”以后，白话文通过吸收欧化文和文言开启了向“雅”之行。而在20世纪30年代，当白话文过分走向高深复杂后，左翼知识分子又发起了一个大众语运动，经过这次运动，汉语书面语又再次掉头向俗，启动了语言大众化的进程。这些语言运动背后的支配力量就是社会对雅俗平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