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实业为洋务“求富”的具体表现，是对先前“自强”的修正与补充。鉴于洋务实非国策与朝廷共识，创办近代新型工商业企业也就成为洋务派的必然选择。在“以利强国”名义下，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其他洋务企业一样，经历了筹划、草创、投产等不同阶段，资本亦由最初商股渐为官款、外资所取代。相对欲与洋布争夺中国市场的初衷，上海机器织布局至1893年焚毁前不仅未得期待利润，而且经营层叠经变动。倡导者的无限权威与盲目逐利、经办者从亦官亦商时的自我矛盾与狡诈至官办时的上行下效与不法等互为交织，故洋务困象与败局其实由始便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