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赋创作的虚实之辩，历来备受关注。赋体铺陈的本义与赋出《庄》《列》《骚》及纵横诸子的导源皆明示赋以“凭虚”为本。汉人论赋立足《诗》学经义，要求赋承担讽谏的功用，引导赋体创作走向征实。大赋创作由扬雄已显征实转向，至班固、张衡则愈益征实，至西晋左思《三都赋》则被标举为大赋征实的典范，其赋序也是征实论的代表。然而左思“征实”的赋论对晋大赋创作的影响多在题材方面，而名物铺陈则呈现出“寓虚于实”的特征。统治者以政治神话推衍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对秩序化的维持，是汉晋大赋创作难脱“凭虚”气质的重要缘由。赋家以名物凭虚相从、铺陈时空交错，相与导致赋体凭虚的铺陈。凭虚乃是赋体铺陈的本质，即使左思在观念上力求征实，在实际创作中也必定不能违背赋本凭虚的体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