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背景下检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监督者的刑事归责模式，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规范性不足”这一明显短板，从而导致其处罚范围的扩大化。监督过失犯的归责根据是刑法通过创设监督者的行动预期状态，并进一步维护规范效力，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据此，对监督过失犯的认定应兼顾安全与自由，在关注“风险结果”的基础上对行为本身违法性展开更加审慎的规范性考量。当归责引入规范视角后，一方面，行为归责判断应明确行政违法的处罚依据、厘清刑事违法的处罚范围以及审查“企业领导”的信赖事由；另一方面，结果归责评价应确证因果流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并考察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验证行为规范的实效性，以此控制刑法的调整范围。